歌德：作为作家的自我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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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语和德语世界从来都不缺少歌德的传记，但今天推荐的这本《歌德传》（萨弗兰斯基 著）所描写的是一个全新的歌德，评论称，当代文坛还没有一位作者能够收集如此丰富的传记写作材料，也没有一位作者的作品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评论与阐释。萨弗兰斯基通过歌德的著作、信件、日记、对话以及同时代人士对其的评价，试图全面贴近歌德，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动的形象。这部传记将引导我们穿越时空，回到轻快的洛可可时代和刻板的蒸汽时代，这段时间作为一个整体被称之为“歌德时代”。
1806年10月14日，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附近与拿破仑之战失败，魏玛被洗劫和占领。在那些天里，歌德有失去一切的危险：生命、财产、官职和他的公爵。在旧秩序崩溃的时刻，被颠覆的，除了有形之物，还有作为作家的一种新的自我理解。与此同时，在无比强大的拿破仑形象中与之打交道的这个新整体，现在开始以超越政治的方式吸引他。1807年年初在致克内贝尔的一封信中，他称拿破仑为历史中可能处在这个如此高耸，甚至过度文明化的民族之巅的最高级现象。
*文章节选自《歌德——生命的杰作》（[德]吕迪格尔·萨弗兰斯基 著 三联书店2019-6）。文章版权所有，转载请在文末留言
歌德画像
文 | [德]吕迪格尔·萨弗兰斯基
在歌德那里，历史地看待自己的生命的增长态势，属于席勒之死的持续影响。1806年4月，他致信自意大利旅行以来成为朋友的画家菲利普·哈克特：自从席勒之死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巨大空缺以来，我不断被人提醒，留意对往事的记忆，我几乎激动地感到，用回忆来保存似乎要永远失去的东西，是何种重大责任。这里显示出歌德想要创作的作家自传，而它随着之后不久开始的《诗与真》的写作，有力地启动了。
不过在此之前还有其他重要事件发生，也许比席勒之死更为影响深远，即 1806年10月14日的灾难：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附近与拿破仑之战的失败，以及法国人对魏玛的占领和洗劫。在那些天里，歌德有失去一切的危险：生命、财产、官职和他的公爵。
自19世纪初起，魏玛依靠普鲁士在中立的德国北部享受和平。卡尔·奥古斯特通过母亲安娜 ·阿玛丽娅而与弗里德里希大帝有了亲戚关系，自从针对法国的第一次同盟战以来，他作为少将统领一个普鲁士军团。卡尔·奥古斯特知道，他只有聪明地利用强大邻居的矛盾，才能保持他的小公国的政治独立。1804年，他巧妙地让王子卡尔·弗里德里希与沙皇的妹妹玛丽亚·保洛芙娜订婚，对公爵来说，此后俄国也成了反对普鲁士得寸进尺以及拿破仑的进攻的后盾。歌德支持卡尔·奥古斯特的谨慎政策，以护卫一种脆弱的中立。但二人也有分歧。较之公爵，歌德更加不倾向于普鲁士，而寄希望于法国人的善意。但这在中立阶段几乎不起作用。对两人来说，作为稳定保证的古老帝国，在此期间已失去全部意义，对此歌德不抱任何幻想。经过1803年的帝国代表总决议及1806年的莱茵联邦建立，帝国已成为一片废墟，无权抱有任何政治希望。
1806年8月6日，弗朗茨二世庄严宣布，放弃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，接受奥地利皇帝的头衔，由此确认了古老帝制的外在终结。歌德在从卡尔斯鲁厄避暑归来的途中，得到这一消息。他在日记中记下：驾驭台上仆人和车夫的不和，比罗马帝国的分裂更让我们兴奋。帝国的消亡无法让人兴奋，因为这在很久之前已被确认。但歌德还是十分关心这一政治事件的发展。他不得不如此，仅仅因为自己在公国的职位。在往返卡尔斯巴德途中，他的日记经常提及政治谈话，在那气氛紧张的几个星期里，这并不让人奇怪。涉及普鲁士（由此也包括魏玛）是否能保持中立，或者被卷入一场战争。有人传说，拿破仑想把许诺给普鲁士的汉诺威还给英国。普鲁士会用对法宣战来回应这个侮辱吗？反思和讨论，歌德这样记录，并注明普鲁士军队向汉诺威方向进发。
此刻在马车驾驭座上，的确发生了一场争吵，因为歌德的仆人约翰内斯 ·根斯勒尔在离开卡尔斯巴德的回程路上，同车夫激烈殴打起来，导致马车不时无方向地陷于摇晃，几乎倾覆。歌德对待此事非常严肃。一天之后，他将被他视为过于粗暴、愚蠢、不讲理且暴躁的根斯勒尔交给耶拿的警察，并写道：因为在这次事件中，我发现自己由于愤怒和气恼，就要失去疗养的全部效用，而且处于以下状况，被迫进行一次不合适且不可饶恕的自救；由此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在我到达耶拿时，把这个家伙送入军事监禁。也就是说，歌德暗示，他自己几乎要同他的仆人打起来。
这场不快仅暂时地分散了他对巨大的政治麻烦的注意力。事情如歌德担心的那样发生了。普鲁士放弃了其中立立场，向法国宣战，单打独斗，因为奥地利和俄国暂未表态。对歌德来说，这是过于疯狂大胆的举措。就是公爵也对普鲁士的单独行动感到惊讶，他宁愿发起一个反拿破仑同盟，但对家庭的忠诚要求他站在普鲁士一边。1806年9月17日，他同大家一道，随同普鲁士军队向法国宣战。歌德的同事福格特掌管政府事务，所以最了解战事的发展细节。歌德用以下文字向他请教：最最衷心地感谢您——您愿意就外部形势给我一个明示，因为在情绪的巨大波动中，人们自己得费力保持平衡。回顾往事时，歌德关于在这几个星期担负政治重责的冷静的福格特这么写道：我当时与我忠实的且永远难忘的公务朋友兼大臣封·福格特进行了怎样充满忧虑的商谈，真的很难说清。政治上福格特与歌德想法类似：本该尽可能地保持中立，别把法国和拿破仑当成敌人。但事与愿违。战争已经降临。
如同以往，若外部形势紧张且面对最可怕的危险，歌德会深入他的自然科学研究。他在写作《色彩学》。晚上在蒂福尔特，在公爵母亲那里有音乐会。管弦乐队指挥胡梅尔在场，人们心情沉重地奏乐。从 9月中旬起普鲁士军队驻扎在耶拿，歌德为霍恩罗厄-英格尔芬根伯爵，一支普鲁士步兵营的指挥官，清空了自己在旧宫殿里的房间。歌德勤勉地整理从卡尔斯巴德带回的花岗岩标本，将挑选出的一些石块寄给哥廷根的约翰·弗里德里希 ·布卢门巴赫教授，后者对此十分惊讶，因为歌德在此形势下显然没有其他更好的事可做。歌德还与正在写《精神现象学》尾章的黑格尔见了面，不顾后者令人扫兴的观点，进行哲学对话。一个普鲁士军官克里斯蒂安·封·马森巴赫上校将一份爱国主义小册子交付印刷。它开始于“拿破仑我爱你！”，结束于“拿破仑我恨你！”这样的话。歌德因从信任他的小册子作者那里得到消息而大惊失色。他相信，这样无价值的东西，在法国军队进入时，必然给城市带来毁灭。无论如何必须阻止它发表。可歌德最终无奈地发现，他在同一个固执的作者打交道。但我始终也是个如此固执的公民……使得他（这个军官）最后让步了。一些教授和大学生担心地离开耶拿。人们藏起钱财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。为了替自己壮胆，有人吹起爱国主义的号角。有一次歌德在这样的场合完全不合时宜地朗诵了下面这首诗：我把我的事业建立在虚无之上！甚至维兰德也对歌德缺少爱国主义感到生气。还有，正好在魏玛做客的弗里德里希·根茨也对歌德的态度不满：“他是个有害的利己主义者和随遇而安者。”根茨后来这样写道：“我永远无法忘记，1806年耶拿战役两天之前，歌德秉持何种道德立场。”战役前夜，歌德还让人在剧院演出，节目单上是《街头演艺女范孔》。扮演女主角的歌唱演员玛丽安娜 ·安布罗施据说对歌德非常愤怒，大声叫道：“我们受到这个男人（歌德）折磨的情景，太可怕了。人们应该祈祷，而我们不得不出演喜剧。”
10月14日的战斗以普鲁士军队的惨败结束，但最后的交战一直延伸到魏玛东部的关隘。人们整天听见隆隆炮声。在弗劳恩普兰的住宅中，尽管如此，大家仍同往常一样共进午餐，但随后被不断迫近的炮声和“法国人来了！”的呼喊惊起。弗里德里希·威廉 ·里默尔，歌德的同事兼他儿子的家庭教师，相当准确地描绘了其后发生的事。歌德自己在日记中仅这样记下：晚上5点子弹飞过屋顶，6点半，轻装士兵进入。7点，大火洗劫可怕之夜。由于坚定和幸运，我们的家得以保存。
在这短短数语后面隐藏着的，也许是歌德迄至那时经历的最严酷考验。他的生存基点首次开始动摇。撇开他1792—1793年的战争经历不论，他至今一直成功地替自己创造出一种匀质的空间，一个通过他自己成形的个性光芒构建的世界。他有能力，或者远离或者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着干扰。
歌德的房间，墙上剪影为歌德和席勒
……
在旧秩序崩溃的时刻，被颠覆的，除去财产，还有婚礼，以及作为作家的一种新的自我理解。歌德现在比以前更强烈地显示其坚定的专业性。在我们不得不为一切担心的最糟之时，失去稿纸，是让我最感到难以忍受的恐惧，而从此时起，只要可能，我就将其送出付印。从此刻起，他真的更加毫不犹豫地将手稿交给出版人。他将《色彩学》交付出版，尽管它完全没有写完。他把在《威廉·迈斯特的漫游时代》框架中设计的《亲合力》作为中篇取出，对他来说几乎是匆忙的作为小说出版了，在此前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看到歌德如此快速地适应新环境，人们感到相当惊讶。对爱国主义者和拿破仑的反对者来说，这种速度绝对太快。歌德让他们生气了，因为他在谈话中说，被一个更伟大的对手战胜，只有那幼稚的自私自利的执拗者，才不愿正视这一点。人们以为得之于古代的自由意识和祖国之爱，在大多数人那里成为面具。他对里默尔这样说。而后者仔细地将它记下。还有关于教授的骄傲的蔑视的见解，歌德认为这彻头彻尾是可笑的，因为它纯粹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某种东西。较之在毫无结果的反对立场中消耗自己，更该做的是，以最最热心的方式，保护至今为止我们文学中未被触及的智慧女神像。人们在此可以做些什么，阻止点儿什么，让这个眼下掌握德国命运的人，不失去我们已通过一种更高的精神优势从他那里夺得的尊敬。
人们确实依赖拿破仑的尊敬，因为魏玛的命运岌岌可危。公爵站到了普鲁士一边，这让拿破仑十分生气，事实上他想为此惩罚公爵。但拿破仑最终消除了瓜分魏玛的领土和完全消灭公国的意图，也许首先是因为顾及公爵与沙皇的亲戚关系，后者的妹妹是卡尔·奥古斯特的儿媳。拿破仑此刻还不想惹恼沙皇。
所以，1807年2月公爵返回，重新掌管魏玛政府。魏玛现在属于莱茵联邦，处于法国的监管之下。公国被征收高达两万法郎的占领税。福格特提出异议，指出公国每年仅有可怜的十五万法郎的收入。起先没有任何协商余地。魏玛的公使（以后的总理）约翰内斯·米勒强调公国科学及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无济于事。歌德希望，魏玛文化及其精神优势或许能让胜利者不得不表示尊敬，但仅在以下方面得到实现，即在法国军官和拿破仑那里，维兰德和歌德享有一定的声誉。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公国被强加的负担和责任。
公爵带着内心的保留，尝试适应环境。在他家，他定期将其枢密顾问置入危机情绪，也在卡尔斯巴德或者马林巴德度假时的轻松气氛中，把对拿破仑的挖苦拿来助兴。歌德此时完全认可了新的环境。他愿意为了和平的缘故，承认拿破仑的霸权。在同里默尔的谈话中，他解释：要是保罗使徒说，承认当权者，因为它是上帝的秩序，这就表达出一种骇人的文化……一种准则——若它能防止一切被征服和现在被关注者，做出一切任意的和不恰当的、会导致其自身毁灭的行为。
人们应该顺从，而不应该用无效的反对立场消耗自己，尤其对文化的发展来说，这是最佳选择。这也让歌德与爱国主义者针锋相对，而在拿破仑统治时期，后者的数量在德国上流社会不断增长。在1807年7月27日致策尔特的信中，有针对这些人的生硬话语：要是有人抱怨他和他周围人遭受的苦难，以及他失去了且担心失去什么，我会同情地倾听……要是人们悲叹据说已经失去的，但在德国没人见过的，更不用说为此操心过的一种整体，我就不得不掩盖我的不耐烦，以便不……表现为自私自利者。几句话后，歌德解释，他如何理解个体与整体的关系。对他来说，一切取决于个体能否在其中发展自身的特性。倘若有人过分地认同一种政治的整体，就会陷入集体主义的危险。在歌德看来，这针对的是新近萌发的民族运动。旧日的德国缺少一种政治的统一，他甚至觉得这种特点有积极意义。德国……在其旧宪法中允许个体尽可能培养自身，允许每个人根据他的方式任意地做正确之事，不需要整体在此证明一种特殊的参与，这是一种优势。这种面对个体而对整体之较高等级的漠不关心，也可被理解为机会——只要人们在这种较高等级的漠不关心的阴影中生存，一切就取决于人们为了自身的缘故对自己做了什么。这是歌德保守的自由主义。作为文化公民，他不想受到那种可疑的整体的干扰，而爱国主义者们却热心于此。他与这种整体保持距离，因为文化和科学有一种不同于政治的整体。作为国家公民，甚至作为国家公仆，他当然愿意给予国家所要的东西，但也仅止于此。
歌德眼下在无比强大的拿破仑形象中与之打交道的这个新整体，现在开始以超越政治的方式吸引他。1807年年初在致克内贝尔的一封信中，他称拿破仑为历史中可能处在这个如此高耸，甚至过度文明化的民族之巅的最高级现象。
眼看拿破仑彗星般地上升，欧洲屏住了呼吸。一个强大的自我高耸于世界历史之上，这近乎不可思议。在德国的理想主义哲学，尤其在赋予自我一个关键角色的费希特那里，缺少那种划时代的、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的拿破仑的自我，确实令人无法想象。因为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和掠夺式的进军，渗透到德国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。拿破仑远非仅是一种政治现实，他在世时已是一个神话。这既与他获得的惊羡，也同他受到的憎恶有关。一些人视他为世界精神的体现，另一些人视他为一个恶魔，一个来自地狱的怪胎。但每个人都生动地察觉一种权力，它并非通过传统和习俗被神圣化，而归功于一种神授的超凡能力的个性。拿破仑的飞黄腾达是出自虚无的政治发迹的显赫例证。旧政权的代表们视他为一个骗子，即使当他们被他战胜后。伴随着拿破仑的发迹，精神的欧洲同时受到动物磁力学、梦游症和催眠术流行的蛊惑，这并非偶然。拿破仑表现为最伟大的催眠大师，掌控着支配无意识的权力。他颠倒上下，翻转内外。在此意义上，歌德称拿破仑是普罗米修斯，他给人类掌上一盏灯，照亮一些平时被遮蔽之物。他让每个人注意自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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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破仑自己注意到歌德的时刻来到了。1806年10月16日，当魏玛的枢密顾问必须觐见拿破仑的时候，歌德告了病假。两年之后，在1808年9月27日和10月14日之间，拿破仑将欧洲诸侯召集到埃尔福特开会，而公爵希望歌德也到场，以便能在社交活动中借助他而引人注意。这时拿破仑对他进行了一次召见。歌德也许于9月30日，在让·拉辛的悲剧《布里塔尼库斯》上演的时候，首次见到皇帝。那是应拿破仑的指令，由法国悲剧院为欧洲君王们表演的。著名的塔尔马扮演尼禄。难道这有所指涉？无论如何，是拿破仑自己挑选了要演的剧本。这个大会准备充分，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了拿破仑那如日中天的权力，尤其面对或要被争取或要受恐吓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。《尼禄》一剧上演的两天后，即在10月2日，一个星期天，歌德受到召见。
歌德自己对此没公开发表任何记载。在《四季笔记》中，他仅留下这样的记录：埃尔福特的大会意义如此重大，而这个阶段对我的状况的影响如此重要，以至于需要对这短短几天有一特殊描述。但这个描述并未完成，仅留下两处笔记，以后由艾克曼总结出。即使在《谈话》中，歌德也没透露多少东西，他只做出意味深长的立刻受到传布的暗示。它们也被卡尔·弗里德里希 ·封·赖因哈德读到。他是带有施瓦本血统的法国外交家，歌德一年前和他互称朋友。他在11月24日致信歌德：“据传皇帝曾对您说：您是个人物（Voil un homme!）！我相信这一点，因为他有能力感觉和说出这一点。”对此歌德回答：皇帝这句用来接见我的妙语，也传到您那里了！由此您可以看出，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，将戴刺冠的耶稣像在相反的意义上用到了自己身上。
拿破仑的这句话果真有如此强调的意味，或者是不经意说出的，这点不完全清楚。歌德的一篇未刊笔记，更倾向后者。在那里，皇帝招呼歌德走进，说了“你们这些人”（vous êtes un homme），而这根本无须得到如此强调的理解：事实上同时有多人受到召见，那里人来人往。拿破仑用着早餐，非常忙碌，大概还在处理政务。达鲁和塔莱朗德也在场。根据歌德的描述，谈话始于歌德翻译的伏尔泰的剧本《穆罕默德》。皇帝说，这不是一部好剧本，因为伏尔泰将一个征服世界者搬上舞台，而对自己做出一个如此不利的描绘。然后拿破仑将话题转到《维特》，一如歌德所述，对此他一定仔仔细细地研究过。他立刻证实了这点，在细节上指出小说中一个值得批评的地方，并问：您为何这样写？这样处理不自然。歌德表现得非常放松，露出愉快的微笑，回答说，皇帝说得有道理，不过还请原谅一个诗人，倘若他使用一个不怎么容易发现的艺术手段。
关于谈话的这个观点，歌德口头上做出了一些表述，所以有人想知道，拿破仑在细节上究竟批评了什么。但歌德没透露这一点。他也让艾克曼去猜想，而后者也劳而无获。也许歌德对威廉·封·洪堡说过什么，在洪堡致妻子的一封信中说，也许是以不一致的方式将真实的故事与虚构拼接在一处。这更符合歌德使用的艺术手段的表达，而非米勒总理猜测的那样。他认为拿破仑批评了爱情狂热与受挫的职业荣誉之间的联系。艺术手段指涉某种技术的东西，比如一个叙述者或者出版人就其主人公告诉别人，他其实根本无法知道的事。而《维特》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地方。
《维特》之后，谈话回到戏剧。拿破仑不喜欢时髦的命运剧。显然在此讨论中，拿破仑发表过著名的见解：现在人们要命运有什么用……政治就是命运。之后拿破仑有一阵子转向别人，而歌德也就有机会在权力的中心思考自己，回忆往事了，因为在埃尔福特首府的这个房子里，他曾和席勒以及神父助理达尔贝格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然后拿破仑再次转向歌德，询问他个人的事情；他打听了关于公国和公爵的一些事。这可能是拿破仑此时此刻的主要关切。但在歌德的记录中，这点仅被一笔带过。接着据说是对其赞辞表达之多样性的敬佩之言。歌德也许感觉受到了拿破仑的至高肯定。他带着这种感觉返回魏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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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他还有两次机会同拿破仑说话，因为在诸侯大会之后，拿破仑对公国进行过一次访问。但有准确的记录，拿破仑这次与维兰德的说话时间要长于歌德。维兰德和歌德两人同时在1808年10月14日被授予荣誉勋章。
12月初歌德致信科塔：我很愿意承认，在我一生中，还未曾遇到比以此方式面见法国皇帝更崇高和更喜人之事了。略去深入会谈的细节，我可以这么讲，还从未有过一个比他职位更高的人这样接纳我。他带着特殊的信任，请允许我使用这样表达，平等地对待我，并且毫不讳言，我的本性与他相称……这让我在这特殊时段里至少获得个人的安慰，知道不管我在什么地方与他重逢，我都将把他当作我友好且仁慈的主人。
出版人科塔本来想从歌德那里得到一些关于文学创作之进展的消息，却收到这样的通告：可以遗憾地预测，由于这些事件，所有的文学创作及其他的全部事务都将中断。我会尝试重新续接这些事务，可无法一蹴而就。
歌德——生命的杰作（上下册）
[德] 吕迪格尔·萨弗兰斯基 著 卫茂平 译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9-年5
ISBN：9787108061911 定价：88.00元
歌德与席勒：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
［德］吕迪格·萨弗兰斯基 著 马文韬 译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7-1
ISBN: 9787108056375 定价：45.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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